2010年1月14日 星期四

以政績贏得民心 以政策領導國家

南方朔觀點-崇禎併發症:自戀型領袖的誤國
                                                                                  
                                                           2009-12-08 中國時報

北京故宮的後門有小丘,叫做煤山。上有當年崇禎皇帝自縊的那棵樹,
原樹兵燬,後人重植,已枝葉扶疏,成了大樹。多年前一個秋日黃昏,
我到該處憑弔,繞樹三匝,古木悲風,訴說的都是歷史的悽愴和反覆的
愚蠢。


在此重提明朝崇禎皇帝,並無任何借古諷今的念頭。而是用當代政治學
的標準來分析,崇禎乃是所謂「自戀型領袖」的最標準樣本。領袖的極
端自戀,小則誤己誤身,大則誤國誤民,崇禎的自戀,就是個「誤」,
他「誤」了一切。


崇禎乃是典型的誤國亡國之君。可是他即位之初不是這樣的。當時魏忠
賢濫權,朋黨營私,崇禎立即殺魏忠賢並全面罷黜他的黨羽,看起來很
有一點中興氣象,崇禎也自己照鏡子,愈看愈得意,真的以為自己是蓋
世無雙的明君。於是由自戀轉自大,由自大變成剛愎自用,刻薄寡恩。
明末出了一堆混蛋皇帝及大臣,但他們再怎麼混蛋,還是知道要替國家
留一些能吏勇將,去做他們沒有能力去做的事。但自戀刻薄的崇禎自以
為是,認為天下只有他是對的,別的人都不盡忠報國,於是他連國家最
後的名將熊廷弼、袁崇煥這種人都敢殺。他在位十七年,只相信自己和
身邊一群新的奸臣小人,搞到國事日非,民生更苦,最後是貧苦農民造
反所形成的流寇,在李自成率領下攻入北京。最荒謬的是,崇禎到了最
後還不認為亡國是他的責任!他自縊煤山之前,在衣襟寫了遺詔,仍有
然皆諸臣之誤朕也」之句。自己把天下搞垮,還以為與他無關,都是
別人的事。這種混蛋皇帝,真是自戀到了瘋狂昏瞶的極致!


崇禎皇帝自戀自大自以為是,乃是自戀型的領袖走向瘋狂的極端代表。
近代政治學對領袖的自戀人格著墨極多。一般而言,領袖有適度的自戀
,把自戀轉化成自尊自重以及催化出的自我能力的嚴格要求,這未嘗不
是好事,但領袖病態的自戀卻也所在多有。那種領袖只愛自己,不愛任
何他以外的別人,永遠活在自我的良好感覺裡,相信自己永遠不會錯,
責任都在別人。當一個國家出了這種自戀型的領袖,老百姓只有「挫咧
等」的份了。

當代知名的領導學專家波耶特(Joseph H.Boyett)在近著《選民進化
論》(Won’t Get Fooled Again)裡,有一個專章談自戀型領袖。他
指出,自戀型領袖在達到權力的高峰前,由於自戀所創造出的形象很迷
人,而且自戀的負面效果還沒有累積到足夠的量,人們普遍會對自戀型
領袖寄予過高的期望,因而有利於他快速攀上權力高峰。但到了這時
自戀型領袖的人格及能力特質裡的巨大缺點就會開始暴露,而使他站到
很陡峭的滑坡邊緣,很容易快速下墜,波耶特還特別條列出自戀型領袖
的許多負面領導症狀,我在此將其中比較有現實性的若干缺點摘要列出


──他喜歡刻意表演自己的一些專長,如秀自己的英文,他總覺得自己永
遠對,都是別人誤會他、嫉妒他、中傷他;他看不起別人,總認為別人
沒什麼,他貢獻最大;他的語言裡,最常出現的是「我」這個字;他沒
有同理心也不想有同理心;他不需要了解別人,只要別人了解他;當別
人談到他的問題時,他通常都會做別的事,用行為語言表示不耐煩;他
喜歡用道德語彙自我包裝,顯示完美;他對年齡與身體有病態的敏感;
他不信任別人,只相信小圈子親信;他拒絕別人分享成功,也拒絕承擔
過失;他的決策草率但都有理由;他從不肯定下屬,只要下屬效忠。


因此,自戀型領袖是可怕的,他在自戀裡誤人誤己,誤天下誤蒼生。他
搭纜車快速上高山,迎接他的卻是個大滑坡。也正因此,自戀型領袖自
己要小心了,必須像拚助選一樣拚著去消滅自己的自戀自大;而這種自
戀型領袖的徒眾也要小心了,這種人的自戀自大,乃是他們搖旗吶喊造
成的。他們要幫助消滅自戀自大,已不能繼續搖旗吶喊,而應敲鑼打鼓
的嗆出不滿之聲,看看自戀自大是否老天爺保佑脫胎換骨!
...................................................................................................

梁案:南方朔觀點固有以偏概全之處,但諍言不需歌功頌德,為國家
不是權祿;諍言不是意識型態,為全民而不是綠或藍。以政績贏
心,以政策領導國家,必然獲得尊敬,而不是領導人身旁那些人
強調的「權威」或軍警的棍棒與希特勒拳頭。以利民性政績與前瞻性
政策為基石有權威,才是真正的領導!七百萬選民的熱情與五百萬
選民的哀愁得以懸孔子四毋與子產的話值得三思:


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

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
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
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
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
;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
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 也,小人實不才。若果
此,其鄭國實賴之,唯二三臣?」
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老百姓的評論,是統治者所作所為一面無情的鏡子。統治者可以用
盡一切手段迫使百姓保持沉默,卻無法使人們不在心裡評價與重估
無法左右人心的背。所以,沉默並不意味著順從;相反,沉默
蘊含著可怕的力量。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人民「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暴發
制言論自由最終都沒有好結果。很多去過北京的人,見過天安門
前的表,但不知為何物?華表就是謗木,也稱華表木。相傳堯舜
時於交要道豎立木牌,讓人在上面寫諫言。漢孝文皇帝時期也曾
明令豎立,因而一朝盛世與此有很大的關係。

《呂氏春秋.自知》︰「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又《史記
.孝文本紀》︰「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淮南子.主術》:「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
。」晉朝崔豹《古今注‧問答釋義》︰「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
,何也?』答曰:『今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形似
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
路也。』」

《後漢書•蔡邕傳》載帝不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因為有此
等胸懷,漢武帝同成為代天驕。靜心聽取不同意見,不僅僅是胸
懷博大,那也是自和勇表現。

古代「誹謗」不是現在我們用的毀謗的意思,而是進諫之意。《周
書.柳虯傳》︰「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謗之路,納忠
讜之言。」《漢書.賈山傳》︰「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


子產不毀鄉校其實已經超出了時下一般人所理解的「寬容」,而是內
對他者、異見價值的認識和肯定,跨入認識論領域,並非一般
講恕道、寬和、大度、有涵養之類的道德風範。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寬
,前提是自己高高在上,絕對正確,異見、他者是錯誤的,自己寬
大為懷,不予計較,即大人不記小人過,屬仁者的胸懷,這與認識論
中對見、他者的價值肯定,是有本質區別的。子產不毀鄉校應該說
是太不常了。即使唐太宗的聽言如響、從諫如流也不可同日而語。


寬容首先是針對異見而說的,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人的各種思想、異
是正常的,也可以說是一種存在,一種不容抹殺的意義和價值,屬
於一種天賦人權,所以也不存在寬容不寬容的問題。質言之,你不可
不寬容,你沒有權利沒有資格不寬容,你不寬容就是你對天賦生命
的一種壓迫,對他者存在和價值的抹殺。

依據憲政原則,生命權與自由權/工作權更是革命人權與基本人權,明
載於憲法。輕忽與牴觸生命與自由權/工作權的多數暴力/暴力心態及行
為,是野蠻的反文明行徑,勢將摧毀執政的正當性,終必在人民的怒
火與怒吼中灰飛煙滅,羅馬帝國而安在就是鐵證。在子產不毀鄉校
的論說中,就包含了這一意識。但子的仁(仁政) 、惠、義卻純粹
是道德精神,成了人,特別是統的德行。寬容也由此成了可以被
誇耀的行為,變成統者向被統治施予的恩惠。


另外,就是鄉校的意義。春秋時期決不像現在這樣,思想有多種交流
管道和傳播機會。統治者可以通過朝會審時議政,也可通過書簡傳
遞思想,人民就很少有這種條件。鄭人自發地會集於鄉校,縱論時政
品評官吏,其實是營造一種民間聚會和社會輿論,確是一種煌之
舉,而子產的不毀鄉校也就有了另一層意義:有意識地為民間保留一
進行思想交流的場所,實質也就是自覺地保障民間的輿論自由。肯
定他者、異見的價值,又有意識地為民間議政創造言論空間,這就可
制度、體制接榫。我想,如果子產這種思想和實踐,能獲得價值
的支撐,形成一定的理論,並能在他的鑄刑鼎上體現出來,對中國
史文化的影響可能就非比尋常了。


《史記•鄭世家》,西元前552年,子產去世,「鄭人皆哭泣,悲
親戚」。唐朝韓愈更對子產有高度評價,寫<子產不毀鄉
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於鄉之校,眾口囂
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
亦各其誌。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
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
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跡,昭哉可觀。維是
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
旁達,施及無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
古人。

從子產不毀鄉校強調周初興盛,是因為奉養老成有德之人,聽取他
的意見;後來周厲王衰敗,是派人監視有意見的人的結果。
調子產「川不可防,言不可弭」的思想。周厲王的事情,《國
•周上》的記載:

厲王虐,國人謗王。邵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
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邵公
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邵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
,甚于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
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
,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
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
悖。民之有口,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于是乎出,猶其原隰之有衍
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
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
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于是國莫敢出言,
三年,乃流王于彘。

周厲「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國人莫敢言」最後終於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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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10日 星期四

貧富差距擴大: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貧者愈貧,富者愈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盡歡顏

主計處說明,國際上衡量貧富差距的方式,通常採用家庭可支配所得「五等分位差距倍數」或「吉尼係數」,97年我國所得最高二十%與最低二十%家庭,所得差距倍數六.○五倍,吉尼係數則是○.三四一,二者創下五年來新高,顯示我國貧富差距擴大。

主計處並指出,97年政府發放各項補助及津貼等,縮減所得差距倍數一.五三倍,家庭對政府移轉支出也縮小所得差距○.一六倍,總計縮減所得差距一.六九倍,若不計入政府移轉收支,97年所得差距倍數
高達七.七三倍,創下史上新高。

當經濟景氣嚴重衰退的時候,影響最大的族群並不是富豪,反而所得最底層的民眾。我們看到,由於97年底適逢全球性的金融海嘯,根據行政院主計處日前的最新統計,97年每戶家庭可支配所得平均數為91.4萬元,較前一年減少1.1%,但所得最低的家庭減幅卻最大,達到2.76%,所得最高及次高的族群僅各自減少1.7%及0.1%。

自去年底發生金融海嘯以來,各國相繼將利率降到空前的低點,造成今年以來股市的大漲,連相關的資產及原物料價格都大漲。以台北市的房價為例,原本已經下滑的房地產價格,受到政府各項低利措施的激勵,如今台北巿居民必須9.59年不吃不喝,才買得起一戶30坪的住家,購屋負擔創近7年新高。因此,政府造就寬鬆的貨幣環境,雖能讓經濟短時間內回穩,但低利率的結果,卻導致富有的人手上握有資產的價格翻升,而窮人又更沒有能力購買房地產,無形中助長了貧富階級間的落差。

受到金融海嘯的影響,造成台灣的失業率不斷飆升,到了今年暑假已經突破了6%的大關。而就算有工作,也可能受到減薪的待遇,今年上半年,受薪階級的「實質平均月薪」已回降至民國85年的水準。事實上,景氣衰退,對於所得較高的族群影響不大,但是對於領一份微薄薪水的上班族而言,卻可能受到裁員、減薪的危機,進而影響到他們的生計。雖然失業問題會隨著景氣復甦而改善,但要解決台灣實質薪資不進反退的問題,政府還是要從台灣經濟的結構面著手,思考如何加速台灣產業的轉型,往高附加價值、高科技、注重研發創新及全球運籌的目標邁進,如此才能帶動台灣整體薪資水準的提升,擺脫薪水緩慢成長的困境。


Bookman:人文願景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龔自珍‧己亥雜詩125)

政府舉債,誰埋單


李財政部長李述德(右一)2008.6.16在立法院表示,為尊重立法院決議,行政院擴大內需投資計畫所需財源,將由中華電信釋股改以舉債方式籌措。右二主計長石素梅、右三經建會主委陳添枝。

財政部國庫署統計,2000年民進黨開始執政時,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約2.4兆元,2007年底債務餘額增至3.7兆元,民進黨執政八年,政府債務餘額增加逾1.3兆元。

馬政府上台後,97年中央政府舉債1200多億。98年度總預算舉債金額1650億元,但因發放消費券、擴大內需與擴大公共建設等特別預算舉債金額多達2650億元,以致98年度列入政府債限的舉債總額達4300億元,扣除還本金額後,新增債務達3652億元,已創歷史新高。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合計新增債務將近4000億元,再加上災後重建特別預算1200億元全數舉債,99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與特別預算將舉債4660億元,更是單一年度舉債新高。


換句話說,馬政府執政兩年半,就要舉債逾兆元,扣掉債務還本部分,債務增加9000多億元,明年底中央政府未償債務餘額將達4.6兆元,占前三年國民生產毛額(GNP)36.6%,已逼近舉債上限40%,舉債空間只剩下4000億元左右,以目前舉債速度估算,最快後年就會「破表」。

馬政府大量舉債,不僅違背選前「愛台十二建設不舉債」的承諾,也讓我國主權評等面臨降等危機,主權評等代表國家債信,一旦主權評等遭調降,政府及企業籌資發債將受影響,不利我國經濟發展。國家債務飆高,學界及企業界都表達憂慮,國際信用評等機構更提出警告,面對外界質疑,財政部部長李述德仍一再強調舉債的「必要性」,並表示「政府債務仍在法定債限內」,似乎只要目前債務不超過債限,就天下太平了。
商業周刊1136期(8.31-9.6)核算,我國資產總額8.5兆元,加上隱藏性負債總額14.5兆,目前政府資產淨值負6兆;負債14兆,相當於嬰兒一出生即背負63萬元債務。阿彌佗佛,善哉!善哉!你還以為白拿了消費券3600元而雀躍嗎?


一般而言,要解決政府負債問題只有二種方法,一是加稅,一是印鈔票。增加稅賦往往需等到景氣確定復甦之後,否則擔心直接傷害經濟,另外在政治上亦不討好,這也是為什麼政府負債不容易以增稅方式償還的原因。因此目前看來各國政府最後恐怕只能採取印鈔票的方式來因應,但這種方式極易造成通膨及貨幣貶值的結果。

若未來通膨真的來臨,那麼到底是誰要埋單呢?最後的答案恐怕會是由比較貧窮的人。因為在通膨的情況下,擁有資產的人,資產價值會隨通膨而升高;另一方面,借錢的人實質負債會隨通膨而減輕,但因通常有辦法借錢的人都是比較富有,這些人因此會從通膨中獲利。相對地,沒有資產又借不到錢的窮人,只能面臨財富縮水的困境,成為為政府負債買單的一群人。因此政府負債除引發通膨問題外,更將進一步擴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問題,確實不得不及早尋求因應策略。


Bookman:人文願景
不是逢人苦譽君亦狂亦俠亦温文
照人膽似秦時月送我情如嶺上雲
(龔自珍‧己亥雜詩28)

2009年9月8日 星期二

《史記‧管晏列傳》與錢穆<懷念老友林語堂先生>探討

(二)第二單元:人生樂在心相知
1.課文p.35:「管仲夷吾者」,或以為管仲字夷吾,與本人說「仲,其字;夷吾,其名」相牴啎。
案:檢核本人所為講義長編本與其他文獻:(1)《左傳‧莊公十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此鮑叔向齊桓薦舉管仲,《曲禮》:「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可知「夷吾」為名。《呂氏春秋‧贊能》:「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手加焉。』」齊桓豈尊稱仇人之字乎?(2)《檀弓》:「五十以伯仲」,蓋排行字,所以尊老,直以伯仲稱之也。(3)古籍名、字合言,多先字後名,《世本》:「莊仲山產敬仲夷吾者」,其名「夷吾」在後。本人考《左傳》桓公五年謂「鄭伯使祭足勞王」(即此上之「祭仲足」),杜注以為「仲」是名,「足」是字;《會箋》駁之,以「足」是名,「仲」其行也。《春秋經》桓公十一年言「宋人執鄭祭仲」,楊伯峻注同會箋,並駁杜注之誤云:「古人稱謂,不以名冠字上。」《春秋經》桓二年記宋「孔父」(《左傳》稱「孔父嘉」),杜注以為「父」是名,本應稱其字「嘉」,而所以稱其名者,蓋「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惠棟《春秋左傳補註》駁之,云:「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蔡(祭)仲足是也」,並引說文「孔」字說明孔父乃稱美之詞是也。

2.課文p.36行6未注明《史記‧管晏列傳》前三段「管鮑之交」之版本依據,本人講義補「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71.10,頁850—851」。

3.司馬遷生年約有六說,課文p.41行3於司馬遷生年採王說,即漢景帝中元五年(145B.C.);王說外,主要尚有郭沫若等主張生於武帝建元六年(135B.C.)。生、卒年採中西對照為宜,課文記遷生、卒年僅作「145B.C.-86B.C.?」,應於內文補正。

4.司馬遷生平有二十壯遊之旅、奉使西征之旅、泰山封禪之旅三次重大遊歷,課文P.41行4—6僅述第一次壯遊之旅,不知何據?

5.元封三年(108B.C.),司馬遷38歲。課文P.41行3採王國維說司馬遷生年,而P.41行5謂本年28歲,繼父職為太史令,蓋誤從生年135B.C.而編者不自知;且記遷行事,宜採中西對照,不可但書歲數,何況遷生年約有六說。

6.課文P.41行6謂:「38歲因李陵案下獄,並處以腐刑。」
案:王國維考天漢二年(99B.C.)遷下獄,47歲;天漢三年尚在縲紲,處以腐刑在天漢三年(98B.C.),48歲,蓋課文編者又誤從遷生年135B.C.。

7.課文P.41行6—7謂:「出獄後,改任中書令,從而發憤撰寫史書」;行11又謂:「經二十餘年才完成」;又行13謂:「五十二萬餘言,始自黃帝,終於西漢武帝太初年間」。
案:出獄在天漢四年,49歲;因未說明準備、始撰、完成與修訂之年,二十餘年無從確認;本人講義分三階段,實則太初四年以後續有附記增補,特記大事,蓋遷受李陵之禍,故詳記李陵與李廣利降匈奴始末,亦「綜其終始」也,征和三年(90B.C.)貳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為全書最後記事之年。《史記》共得130篇,52萬6千5百字(<太史公自序>),今中華書局標點本為55萬5千6百60字。

8.課文P.41行10言:《史記》原稱《太史公書》,魏晉後乃為專稱。
案:東漢桓、靈之際,已專名《史記》,如<東海廟碑>、<武榮碑>已刻《史記》專名(陳直<太史公書名考>,《文史哲》1956年6月號)。東漢末蔡邕、荀悅、應劭、潁容、高誘之著作均稱引《太史公書》為《史記》,足可證明東漢末《史記》已成通用之專名。

或以為《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主張遷之所以名其書為「太史公書」,乃對楚國文化之嚮往,因「太史公」為楚國官名。
案:檢核本人所為講義長編本與其他文獻,對「太史公」一詞之釋名約有十說,可概括為三類:(1)尊稱說,(2)官名說,(3)以官稱為書名: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一主之。
俞氏以「《史記》署太史公是司馬遷署官以名其書,其曰公者,猶曰著書之人耳。」即司馬遷以官稱為書名;而加「公」字者,如先秦諸子書,均稱一「子」字,曰「子」曰「公」,皆指著書之人。俞說大抵可從。
「太史公」三字並非官名,而是司馬遷遵其父「太史令」之官稱為「太史公」,即「太史公」為「太史令」官名之尊稱。 《太史公自序》稱「太史公」凡十四,一指司馬談,二指司馬遷,三指司馬談、遷父子,四指原題之書名。故太史公不僅為書名,且為司馬氏父子職守共稱之尊名。「太史公」之「公」是尊稱;「太史」為官名。「太史」屬奉常,其長官為令,稱述職名,不必帶「令」。司馬遷秉受遺教,完成父業,故將書名定為《太史公書》,以祭奠父親。一百三十篇論贊皆題「太史公曰」,非司馬遷自尊,而是遵其父太史公所欲論著之書。因書名《太史公書》,則遷序贊自題「太史公曰」,乃必然之理。(張大可)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說見頁3—4引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略以太史令又稱太史公,也是因楚語而然。朱氏謂楚俗稱太史令為太史公,然非漢官之正名(《太史公解》,《制言》半月刊第十五期)。朱說屬「官名說」之一種,然而,《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自述則云:「遷為太史令」,可證司馬遷尊稱其父為「太史公」;且捨正從俗,恐無其理。

9.課文p.43行7—9謂:「《史記》書寫思想以「人」為主,司馬遷對於材料的取捨,有其獨特的眼光,個人的是非功過,多以聚焦的方式加以描寫,以細節來突顯所欲表達之主題。」
案:課文所謂「細節」,太史公謂之「軼事」。但以軼事表述主題乃列傳之變體,並非通例,蓋〈管晏列傳〉以「互見法」而「論其軼事」。

10.課文p.43行15—16:「最後部分是司馬遷真正想表達的情感,有感於『交友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的澆薄人情」。
案:課文謂:「有感於『交友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漢書》本傳引<報任少卿書>「友」作「遊」。
又:管鮑之交表述朋友相知之可貴,暗以李陵事慨嘆自己未遇相知之友,與其說司馬是為歷史人物作傳,倒不如說是他本人的寫心之作。課文中未述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事;又多就管鮑之交說相知友情,流於空泛。
又〈管晏列傳〉中闡揚人我「相知」之主題,除呈現於顯而易見之友朋間,亦涵蓋君臣之遇合,惜其內容較為隱微難見。司馬遷勇於直言陳說,欲以一己棉薄之力寬慰君心,善盡人臣之道,然而漢武帝卻未知司馬遷;並無聽勸納諫之寬宏雅量,心意無法相通,司馬遷最終慘遭腐刑,而以管仲、齊桓之相遇合為反襯。無奈,課文並未述及也。

11.課文p.44行12—14引諸葛亮:「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案:此未載篇名與出處,宜補;又據王瑞功編《諸葛亮研究集成》「貫」作「能」。

12.課文p.44倒數行5—2述齊桓欲用鮑叔牙,鮑叔辭謝,向齊桓公建議釋放管仲,舉薦管仲擔任之:「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于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案:鮑叔語應註明出處;且課文實轉引《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國語》,查《國語》文本,「臣之不若夷吾者五」中「之」下當有「所」字;「寬和惠民」中「和惠」當作「惠柔」;「不若也」中「不」當作「弗」,下同;「忠惠可結于百姓」中「惠」當作「信」;「使百姓皆加勇」下當有「焉」字。

13.課文p.44—46「相知貴在知心」綜論管、鮑之交與錢、林相知之關涉處及其意義,宜據《史記》管鮑之交、錢穆<懷念老友林語堂先生>,系統化歸納相關內涵與重點,而後加以闡述,但課文難以見其條貫。
又課文P.45倒數行11—8以為「煙灰作為文中的主要意象,影射林語堂雖然提倡性靈小品、寫作幽默文學,但他思想中無形的尺度依然存在,『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儒家的溫厚、超脫與悲天憫人,便是他內心之拘謹處,一如那一條長長的煙灰。」
案:課文所述並未引證原文,吾人聯繫錢穆<懷念老友林語堂先生>第8—11小段所見,錢先生實以「煙灰不落」象徵林氏對中國文化之堅持;第12小段則見其直前直往外,內心自有基督信仰。

又課文以林先生思想中無形的尺度,指儒家「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蓋謂其幽默放達外,具有儒家溫厚、超脫與悲天憫人,便是他內心之拘謹處。
案:據林氏<論幽默感>一文可知,課文所引「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乃林語堂稱讚孔子最得幽默之本意:「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為幽默是敦厚的,超脫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wit)。反而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
幽默是種風調,乃出於達觀而令人發笑、感到輕鬆。達觀來自於超脫、曠放思想,指老莊之徒看穿一切。發自悲天憫人之心的幽默或超脫,給人的感覺是溫厚的,而非憤世嫉俗的。
林文說他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厲而恭、拘謹處),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溫厚、閒適),以及此處的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超脫、曠達),「孔子之偉大處就是因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林語堂<四談螺絲釘>,《林語堂散文經典》第二卷,第65頁)。
錢、林二氏處於抗戰與國共鬥爭之時代背景,分析文章還需知人論世,錢先生所謂「近百年來之中國人,世變倉皇,前途渺茫,究不知將何所屆止」!

14.課文p.45行1—5述管仲也了解鮑叔,並不以私害公,臨終前回答齊桓公問鮑叔為人說:「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管仲認為鮑叔是正直君子,無法忍受相位灰色模糊地帶,容易樹敵,不宜授予國政;且鮑叔曾表示自己不適任宰相之位。
案:管仲語應註明出處。又「鮑叔」下當標逗號;「君子也」下當改句號;「不以其道,予之」當合為一句;「不可以為政」下當標句號;「見一惡」下當標逗號。
又課文所謂相位、宰相,蓋誤從《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國語》:「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考《國語‧齊語》本云:「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韋注:「宰,太宰也」。宰實卿之通稱,韋注誤。楚、吳、越僭號稱王,宋為殷後,僅四國有太宰之設。齊大國三卿,國、高二氏世為天子命卿,號二守,其下卿則由國君任命。

15.課文p.45行5—6引「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結者,謂之知心」。
案:引文未註明出處,當補;又:「腹心相結者」中「結」字應作「照」,當改;又引述不全,當作「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原文重點在概括友情之種類,課文不宜割裂原文。據此,亦知課文p.44行10標題「相知貴在知心」,當改為「相交貴在相知」,蓋知心只是相知友情之一種。(《大學國文交響曲》(2008.1.初版)校讀記)

(2008.3初稿/7修訂/8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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