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二單元：人生樂在心相知
1.課文p.35：「管仲夷吾者」，或以為管仲字夷吾，與本人說「仲，其字；夷吾，其名」相牴啎。
案：檢核本人所為講義長編本與其他文獻：（1）《左傳‧莊公十年》：「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此鮑叔向齊桓薦舉管仲，《曲禮》：「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可知「夷吾」為名。《呂氏春秋‧贊能》：「於是乎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得之而親手加焉。』」齊桓豈尊稱仇人之字乎？（2）《檀弓》：「五十以伯仲」，蓋排行字，所以尊老，直以伯仲稱之也。（3）古籍名、字合言，多先字後名，《世本》：「莊仲山產敬仲夷吾者」，其名「夷吾」在後。本人考《左傳》桓公五年謂「鄭伯使祭足勞王」（即此上之「祭仲足」），杜注以為「仲」是名，「足」是字；《會箋》駁之，以「足」是名，「仲」其行也。《春秋經》桓公十一年言「宋人執鄭祭仲」，楊伯峻注同會箋，並駁杜注之誤云：「古人稱謂，不以名冠字上。」《春秋經》桓二年記宋「孔父」（《左傳》稱「孔父嘉」），杜注以為「父」是名，本應稱其字「嘉」，而所以稱其名者，蓋「內不能治其閨門，外取怨於民，身死而禍及其君」；惠棟《春秋左傳補註》駁之，云：「古人稱名、字，皆先字而後名，蔡（祭）仲足是也」，並引說文「孔」字說明孔父乃稱美之詞是也。
2.課文p.36行6未注明《史記‧管晏列傳》前三段「管鮑之交」之版本依據，本人講義補「日‧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台北：洪氏出版社，71.10，頁850—851」。
3.司馬遷生年約有六說，課文p.41行3於司馬遷生年採王說，即漢景帝中元五年（145B.C.）；王說外，主要尚有郭沫若等主張生於武帝建元六年（135B.C.）。生、卒年採中西對照為宜，課文記遷生、卒年僅作「145B.C.-86B.C.？」，應於內文補正。
4.司馬遷生平有二十壯遊之旅、奉使西征之旅、泰山封禪之旅三次重大遊歷，課文P.41行4—6僅述第一次壯遊之旅，不知何據？
5.元封三年（108B.C.），司馬遷38歲。課文P.41行3採王國維說司馬遷生年，而P.41行5謂本年28歲，繼父職為太史令，蓋誤從生年135B.C.而編者不自知；且記遷行事，宜採中西對照，不可但書歲數，何況遷生年約有六說。
6.課文P.41行6謂：「38歲因李陵案下獄，並處以腐刑。」
案：王國維考天漢二年（99B.C.）遷下獄，47歲；天漢三年尚在縲紲，處以腐刑在天漢三年（98B.C.），48歲，蓋課文編者又誤從遷生年135B.C.。
7.課文P.41行6—7謂：「出獄後，改任中書令，從而發憤撰寫史書」；行11又謂：「經二十餘年才完成」；又行13謂：「五十二萬餘言，始自黃帝，終於西漢武帝太初年間」。
案：出獄在天漢四年，49歲；因未說明準備、始撰、完成與修訂之年，二十餘年無從確認；本人講義分三階段，實則太初四年以後續有附記增補，特記大事，蓋遷受李陵之禍，故詳記李陵與李廣利降匈奴始末，亦「綜其終始」也，征和三年（90B.C.）貳師將軍李廣利降匈奴為全書最後記事之年。《史記》共得130篇，52萬6千5百字（＜太史公自序＞），今中華書局標點本為55萬5千6百60字。
8.課文P.41行10言：《史記》原稱《太史公書》，魏晉後乃為專稱。
案：東漢桓、靈之際，已專名《史記》，如＜東海廟碑＞、＜武榮碑＞已刻《史記》專名（陳直＜太史公書名考＞，《文史哲》1956年6月號）。東漢末蔡邕、荀悅、應劭、潁容、高誘之著作均稱引《太史公書》為《史記》，足可證明東漢末《史記》已成通用之專名。
或以為《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主張遷之所以名其書為「太史公書」，乃對楚國文化之嚮往，因「太史公」為楚國官名。
案：檢核本人所為講義長編本與其他文獻，對「太史公」一詞之釋名約有十說，可概括為三類：（1）尊稱說，（2）官名說，（3）以官稱為書名：俞正燮《癸巳類稿》卷十一主之。
俞氏以「《史記》署太史公是司馬遷署官以名其書，其曰公者，猶曰著書之人耳。」即司馬遷以官稱為書名；而加「公」字者，如先秦諸子書，均稱一「子」字，曰「子」曰「公」，皆指著書之人。俞說大抵可從。
「太史公」三字並非官名，而是司馬遷遵其父「太史令」之官稱為「太史公」，即「太史公」為「太史令」官名之尊稱。 《太史公自序》稱「太史公」凡十四，一指司馬談，二指司馬遷，三指司馬談、遷父子，四指原題之書名。故太史公不僅為書名，且為司馬氏父子職守共稱之尊名。「太史公」之「公」是尊稱；「太史」為官名。「太史」屬奉常，其長官為令，稱述職名，不必帶「令」。司馬遷秉受遺教，完成父業，故將書名定為《太史公書》，以祭奠父親。一百三十篇論贊皆題「太史公曰」，非司馬遷自尊，而是遵其父太史公所欲論著之書。因書名《太史公書》，則遷序贊自題「太史公曰」，乃必然之理。（張大可）
《司馬遷之人格與風格》說見頁3—4引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略以太史令又稱太史公，也是因楚語而然。朱氏謂楚俗稱太史令為太史公，然非漢官之正名（《太史公解》，《制言》半月刊第十五期）。朱說屬「官名說」之一種，然而，《太史公自序》：「談為太史公」，自述則云：「遷為太史令」，可證司馬遷尊稱其父為「太史公」；且捨正從俗，恐無其理。
9.課文p.43行7—9謂：「《史記》書寫思想以「人」為主，司馬遷對於材料的取捨，有其獨特的眼光，個人的是非功過，多以聚焦的方式加以描寫，以細節來突顯所欲表達之主題。」
案：課文所謂「細節」，太史公謂之「軼事」。但以軼事表述主題乃列傳之變體，並非通例，蓋〈管晏列傳〉以「互見法」而「論其軼事」。
10.課文p.43行15—16：「最後部分是司馬遷真正想表達的情感，有感於『交友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的澆薄人情」。
案：課文謂：「有感於『交友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漢書》本傳引＜報任少卿書＞「友」作「遊」。
又：管鮑之交表述朋友相知之可貴，暗以李陵事慨嘆自己未遇相知之友，與其說司馬是為歷史人物作傳，倒不如說是他本人的寫心之作。課文中未述司馬遷為李陵辯護事；又多就管鮑之交說相知友情，流於空泛。
又〈管晏列傳〉中闡揚人我「相知」之主題，除呈現於顯而易見之友朋間，亦涵蓋君臣之遇合，惜其內容較為隱微難見。司馬遷勇於直言陳說，欲以一己棉薄之力寬慰君心，善盡人臣之道，然而漢武帝卻未知司馬遷；並無聽勸納諫之寬宏雅量，心意無法相通，司馬遷最終慘遭腐刑，而以管仲、齊桓之相遇合為反襯。無奈，課文並未述及也。
11.課文p.44行12—14引諸葛亮：「勢利之交，難以經遠。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歷夷險而益固。」
案：此未載篇名與出處，宜補；又據王瑞功編《諸葛亮研究集成》「貫」作「能」。
12.課文p.44倒數行5—2述齊桓欲用鮑叔牙，鮑叔辭謝，向齊桓公建議釋放管仲，舉薦管仲擔任之：「臣之不若夷吾者五：寬和惠民，不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不若也；忠惠可結于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于四方，不若也；執枹鼓立于軍門，使百姓皆加勇，不若也。」
案：鮑叔語應註明出處；且課文實轉引《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國語》，查《國語》文本，「臣之不若夷吾者五」中「之」下當有「所」字；「寬和惠民」中「和惠」當作「惠柔」；「不若也」中「不」當作「弗」，下同；「忠惠可結于百姓」中「惠」當作「信」；「使百姓皆加勇」下當有「焉」字。
13.課文p.44—46「相知貴在知心」綜論管、鮑之交與錢、林相知之關涉處及其意義，宜據《史記》管鮑之交、錢穆＜懷念老友林語堂先生＞，系統化歸納相關內涵與重點，而後加以闡述，但課文難以見其條貫。
又課文P.45倒數行11—8以為「煙灰作為文中的主要意象，影射林語堂雖然提倡性靈小品、寫作幽默文學，但他思想中無形的尺度依然存在，『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儒家的溫厚、超脫與悲天憫人，便是他內心之拘謹處，一如那一條長長的煙灰。」
案：課文所述並未引證原文，吾人聯繫錢穆＜懷念老友林語堂先生＞第8—11小段所見，錢先生實以「煙灰不落」象徵林氏對中國文化之堅持；第12小段則見其直前直往外，內心自有基督信仰。
又課文以林先生思想中無形的尺度，指儒家「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蓋謂其幽默放達外，具有儒家溫厚、超脫與悲天憫人，便是他內心之拘謹處。
案：據林氏＜論幽默感＞一文可知，課文所引「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乃林語堂稱讚孔子最得幽默之本意：「大概超脫派容易流於憤世嫉俗的厭世主義，到了憤與嫉，就失了幽默溫厚之旨。屈原、賈誼，很少幽默，就是此理。因為幽默是敦厚的，超脫同時加入悲天憫人之念，就是西洋之所謂幽默；機警犀利之諷刺，西文謂之『鬱剔』（wit）。反而是孔子個人溫而厲，恭而安，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近於真正幽默態度。」
幽默是種風調，乃出於達觀而令人發笑、感到輕鬆。達觀來自於超脫、曠放思想，指老莊之徒看穿一切。發自悲天憫人之心的幽默或超脫，給人的感覺是溫厚的，而非憤世嫉俗的。
林文說他所取於孔子，倒不是他的踧踖如也（厲而恭、拘謹處），而是他燕居時之恂恂如也、是吾與點也幽默自適之孔子（溫厚、閒適），以及此處的無適無必，無可無不可（超脫、曠達），「孔子之偉大處就是因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林語堂＜四談螺絲釘＞，《林語堂散文經典》第二卷，第65頁）。
錢、林二氏處於抗戰與國共鬥爭之時代背景，分析文章還需知人論世，錢先生所謂「近百年來之中國人，世變倉皇，前途渺茫，究不知將何所屆止」！
14.課文p.45行1—5述管仲也了解鮑叔，並不以私害公，臨終前回答齊桓公問鮑叔為人說：「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管仲認為鮑叔是正直君子，無法忍受相位灰色模糊地帶，容易樹敵，不宜授予國政；且鮑叔曾表示自己不適任宰相之位。
案：管仲語應註明出處。又「鮑叔」下當標逗號；「君子也」下當改句號；「不以其道，予之」當合為一句；「不可以為政」下當標句號；「見一惡」下當標逗號。
又課文所謂相位、宰相，蓋誤從《史記‧管晏列傳‧正義》引《國語》：「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考《國語‧齊語》本云：「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韋注：「宰，太宰也」。宰實卿之通稱，韋注誤。楚、吳、越僭號稱王，宋為殷後，僅四國有太宰之設。齊大國三卿，國、高二氏世為天子命卿，號二守，其下卿則由國君任命。
15.課文p.45行5—6引「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結者，謂之知心」。
案：引文未註明出處，當補；又：「腹心相結者」中「結」字應作「照」，當改；又引述不全，當作「這相知有幾樣名色：恩德相結者，謂之知己；腹心相照者，謂之知心；聲氣相求者，謂之知音，總來叫做相知。」原文重點在概括友情之種類，課文不宜割裂原文。據此，亦知課文p.44行10標題「相知貴在知心」，當改為「相交貴在相知」，蓋知心只是相知友情之一種。(《大學國文交響曲》（2008.1.初版）校讀記)
（2008.3初稿/7修訂/8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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